“魏碑书体产生于大同”
——访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殷宪
作为第二届云冈旅游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全国魏碑书法大赛作品展览目前正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这次展览不仅为旅游节增添了文化内涵，同时也使人们对魏碑这种产生于大同的重要书体投入了更多的关注目光。日前，记者就魏碑书体的产生与发展及大同魏碑书法研究等方面的问题采访了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殷宪。
殷宪先生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致力于魏碑书法的研究。在对大量北魏碑刻进行细致认真的对比、分析和深入研究后，他于１９８７年撰文首次提出：魏碑书体的诞生地应是大同而不是此前人们普遍认为的洛阳。正确的结论应当是，魏碑产生于大同，成熟于洛阳。大同是源，洛阳是流。十几年来，新发现的大量北魏铭刻书法进一步证实了殷宪的推断，“大同是魏碑发祥地”现在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殷宪对记者说，魏碑是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书体。大同作为北魏 初创时期和极盛时期的都城，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都城文化，也孕育了魏碑书体。当时生活在平城的崔宏、崔浩、刘芳、卢玄、崔挺等著名书法家，为魏碑这种新的书体的出现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殷宪说，迄今为止，在大同发现的北魏碑刻和墨迹已达几十种，就形式而言，主要有记事碑、墓志、造像题记、本板漆画题记和砖文、瓦文、瓦当文等五种。其中记事碑包括《嘎仙洞祝文刻石》、《皇帝南巡之颂》等宏篇巨制；墓志主要有《司马金龙墓表》、《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申洪之墓志》、 《钦文姬辰墓铭》和《陈永夫妇墓铭》等精品铭刻；造像题记在云冈石窟不下３０种，其代表作是第１１窟的《太和七年五十四人造像记》、１７窟的《太和十三年比丘尼惠定题记》和２０窟的《比丘尼昙媚题记》；此外尚有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屏风题记；大同的北魏文字瓦当已发现的有五种，另有诸多的墓砖铭刻特别是１９９５年在柳航里明堂遗址出土的大量明堂瓦刻文字被国内外书法界誉为“北魏书法的重要发现”。
殷宪介绍说，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以来，书法家对魏碑大加青睐，然而那么多魏碑的研习者却只知洛阳而不知大同。康有为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一书中，更是将洛阳的龙门石窟发愿文铭刻书迹和被称作“北邙体”的元魏墓志铭书刻视为魏碑书体的正宗。实际上，从时间上来说，大同魏碑平城魏碑要远远早于洛阳魏碑；从书法艺术价值上看，平城魏碑与洛阳魏碑相比也毫不逊色。比如刻于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公元４４３年的《嘎仙洞祝文刻石》就比洛阳魏碑中最早的《元桢墓志》４９６年要早整整５３年。其他平城魏碑如《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４５４年、《皇帝南巡之颂》４６１年、《申洪之墓志》４７２年、《钦文姬臣墓志》４７４年、《司马金龙墓表》４８４年等等， 也都早于洛阳魏碑。这些平城早期铭刻具有质朴高古、雄浑博大的盛世气象，这在洛阳“北邙体”铭刻中已经难以觅得。平城铭刻书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形态正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所说的“体裁雄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的评语相合。殷宪感慨道：可惜康有为没有见到过北魏早期平城时期的这些铭石，不然这部书中一定会有“平城体”的重要位置。
近几年来，殷宪撰写了许多平城魏碑研究方面的文章，发表在《书法从刊》、《书法报》和日本《金石书道》等国内外较有影响的报刊上，引起了书法界和文物考古界的广泛关注。在他看来，提出“大同魏碑”这个命题，并将其纳入书法研习者的视线，其意义至少有三点：第一，百多年来，人们开始注意魏碑、重视魏碑，这是中国书坛非常有意义的事。但许多研究者却把目光主要放在了较晚的洛阳魏碑上， 这是不科学、不全面的，是在舍本求末，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效果。现在我们把大同魏碑公之于世，就给这个领域的研究增添了资料，拓宽了视野。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终北魏一朝一个半世纪官方和民间的书法状况，以及魏碑书法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而了解大同魏碑上与汉隶和东晋铭刻书体，下与洛阳魏碑，以至唐代楷书的承继关系。第二，平城魏碑中，在过去传统书法中少见或未见的一些书刻形式，给魏碑乃至整个书法研究吹来一阵清风，甚至是带来一种冲击，至少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一些结论恐怕要因此而改写。第三，随着大同魏碑的揭秘和研究的深入，势必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推动整个北魏文化甚至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
因此，我们十分期待当时由崔浩主持建立于平城西郊的百十块北魏《国书》和《五经》刻石石破天惊地重见天日。
殷宪最后告诉记者，大同作为魏碑发祥地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大同魏碑对于整个书法史及北魏史研究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不可低估。
|
